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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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韩国高考录取率
• 2、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 3、高考报名人超千万？

韩国高考录取率

韩国高考录取率：50%。韩国高考又叫做“大学修业能力考试”，都是在每年十二月举行。这一年一度的韩国高考大约有数十万名考试参加考试，录取率只有50%左右，可以说是竞争激烈。如韩国新闻媒介报告的，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人，能进入好的大学，成为“贵族”，大多数人都是“平民”或“被害者”。

韩国参加高考的学生如同古代上战场的战士一样，受到很高的礼遇。从社会环境来看，高考时候韩国社会各界为了保障考生能够顺利抵达考场，各个单位上班时候都是延后一个小时，商家都是延后开业时间，就连股市开盘与收盘时候也要顺着延迟一个小时。

韩国经济是垄断寡头经济，国家经济命脉被三星、乐天、LG等几家垄断企业霸占。这也意味韩国人只有进这几家大企业，才能享受较高的工资。而这些大企业都需要名牌大学文凭作为“敲门砖”。由于资源有限，这也造成竞争人口之多，造成了韩国高考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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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要解决以下教育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1）加大对于 基础教育 的投入。重视高等教育而相对忽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初、中等教育，是若干年来我国教育的不平衡的最主要的表现。1996年我国学前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是6%，12%，67%；而同年，韩国这一数据分别是17%、13%、6%，日本为17%，19%，14%。[7]这种重心倒置的投入偏向与教育投入的实际效益形成反差，因为事实上基础教育投入效益最大。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之间也没有形成合理的“金字塔”比例结构，如我国2003年本科与专科录取比例是1：0.93，本科与研究生招生比是1：0.15，致使研究生在做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做专科生的事，专科生干中专生的活，而中级技工却紧缺，造成教育浪费。我们建议，要加快大学转制的力度，把相当一批 公办大学 转为民办，原来大学的经费在转制以后主要给基础教育的学校。
（2）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农民的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的内容严重与社会实际脱离，教师的水平比较低，教育的基本实施也不能得到保证。我们认为应该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为主保障农村教育的基本经费，尤其是在财政非常困难的地区，县级财政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当地教育所需要的基本费用的。
（3）取消文理分科，重视 人文社会科学 。我国大文科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的大文科比例达60%以上，我国仅在33%左右[9]，而现代社会 第三产业 （对应于大文科）发展迅速并成为国家 产业结构 由低向高转变的重要标志。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在全国使用的中学，几乎千篇一律地是理科学不下去的人在学习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一个不重视社会科学的国家，一个文科学生没有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科学决策、人文精神方面取得真正的成就的。其实，儿童的许多才能是在大学以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如 钱伟长 是大学二年级开始从文科转向理科发展的。太早的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大批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和真正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师。文理分科，还加剧了 应试教育 的效果。由于文理分科，理科知识开始越来越难，考试的难度开始越来越大，因为这样才能区分学生的学习水平。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开始学习那些他们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 ，少数学生就成为绝大多数学生陪同学习的对象。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没有文理分科，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就会落后，美国的中小学理科知识比我们简单得多，为什么他们的自然科学反而比我们发展得快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让那些真正有理科才华的学生通过学习选修大学暑期课程等方法，让他们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总体上，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人才数量不够，教育质量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200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左右（1990年是6年左右），而世界一些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则约为：美国13.4年、 爱尔兰 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200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为3611人（1990年为1422人）。为建设 小康社会 ，2010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要求达到7000人以上，到2020年，达到13500人左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2003年我国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7%，刚接近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17.8%，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已达61.1%。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 平均值 分别为80%和26%。1998年，我国从事科研的人数，每万名劳动力中仅为8.4人，而同期日本为80人，美国为74人。[8]这就要求我们跳出教育看教育，从宏观上统筹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改变教育增长方式，树立可持续的教育发展观。
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主要是以规模扩张、粗放式发展为主，以质量为代价换取教育超常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实际承受能力，教育投入跟不上发展要求，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达到3849亿元，但是相对于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 和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需要，缺口仍然巨大。在 “普九” 中，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为达标而达标，弄虚作假，教育严重负债。以湖南为例，2002年教育负债达31.75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负债25.3亿元。 安徽农村 教育目前负债约20亿元，这部分债务绝大部分是在前几年实施“两基达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9] 即使在经济发的达温州苍南县，至2002年4月，全县教育负债总额近2亿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债1.25亿元，36个乡镇中有32个乡镇的中小学均系负债运行，“累累负债几乎使不少中小学濒临关门”。[10] 高等教育扩招5年之后，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17%（1995年只有7. 2%， 1993年之前则一直在4%以下），各类高等教育学生人数1900万。[11]但是由于相应投入不够，正在给高等教育质量带来严重挑战。
在教育改革方向上，我们提倡与国际接轨，但相对忽视了本土的教育优势和教育特色。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之中，教育发展应当是在追赶和超越之间选择平衡。但我们大多以模仿为主、以西方教育为标尺，教育改革和教育批判的话语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企图采取一种批判、“革命”、“中断”的模式短时间内革除所有教育弊端，却丢弃自己既有的教育“个性”。相反，西方却在学习中国，而我们的所学，人家正在抛弃。一位美国教育专家说，“不要盲目地相信美国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制度某些方面亲不令人满意。……有的高中毕业生，阅读能力却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美国孩子从小崇尚个性，追求自由，没有“师道尊严”这一类观念，教师在课堂秩序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中国教师，班上学生多一点，老师就力不从心。” [12]
建国以来，在我国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但是，除历史原因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还显著存在，并呈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教育公共政策采取“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全国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标准；资源配置失衡，缺乏完善的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同一地区内又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造成一大批薄弱学校，而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这些都只有利于发达地区和城镇学生的升学。另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阶层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再加上教育腐败如“条子生”、“缴费生”的存在，导致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因此，未来教育发展要把加快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与调整学科结构、巩固和提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内的教育改革与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势合理的结合起来。把教育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教育自身才会有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的局面，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确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估机制。
教育评价观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和评估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行动和教育发展局面。近年来我国教育快速发展，但对于什么是最优的教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发展状态，似乎思考得太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一些地区教育形象工程建设不断，区域教育协调较差；有的学校只顾“硬件”忽视“软件”，学校建设富丽堂皇，教育教学却依旧如故，只管“高收费”不管高质量；有的高校忙于上专业、上学位点，却虚于相应的建设和投入，或者滥发文凭、学位；教学考核上，只重及格率、升学率，轻视育人；学生评价上，只重分数，忽于品行。我们认为评价教育发展最高的标准，就是看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制度，如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标准（包括师资、校舍、仪器、设施、设备、生均经费、师生比例等），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和制度，义务教育发展国家基准，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学校办学效益评估标准，学生发展评价标准等等。现有的评价，一是价值取向单一，评价标准缺乏多元；二是评价由行政部门主持，自上而下进行，教育行政机构集“唱戏”、“评戏”于一身。落实 科学发展观 ，一方面要建立与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加强教育行政督导之外；另一方面，要跳出教育评教育，就是要建立民间的教育评价中介组织，由教育界外人士评价教育、评估学校的办学质量水平。尤其要鼓励大众媒体、网络、社区的民间评价。

高考报名人超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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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不久多地小学发出“学位预警”后，近期部分幼儿园招生荒也登上微博热搜。
红星新闻教务老师梳理近11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同年出生人口发现：从2012年到2022年，每年报名高考的人数稳定在1000万上下，不过出生人口在11年里下滑了1017万。从2023年开始，同年出生人口和高考报名人数已形成“逆差”，到2022年，二者“逆差”翻了13.8倍。
据数据推算，按照当前普职率和大学本科招录比，到2040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或将降至不到600万，其中本科生或仅200余万。这一生源数量或将远小于大学的招生需求。
小学学位拉响预警
“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迎来了小高峰，这两年新生儿数量都超过了1700万人，尤其2016年新增人口更是达到了1883万人。进入到2018年，“二孩政策”影响回落，当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其后出生人口数量走低。
生育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生源的走向。按照6岁的入学门槛，2016年、2017年出生的孩子眼下进入正是入读小学的时段，集中出现的入学青少年，让广州、大连、长春等多个大中城市发出了2023年秋季义务教育入学的“学位预警”。
在近期出现小学入学难的同时，一些幼儿园又出现“招生荒”。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自1950年来首次低于1000万。相比于2016年的新生儿“小高峰”，去年新生儿数量减少了927万。
教务老师梳理6年来的出生人口发现，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为1523万，到2019年回落至1465万，此后3年分别又降至1200万、1062万和956万。而这一批新出生人口，正是当下幼儿园招生的主力军。
近1年内，高考报名数与
同年出生人数“逆差”翻13.8倍
相比于已经表现出的基础教育影响，人口变动对高等教育的辐射同样让人关注。
眼下，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教务老师梳理近11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发现，这11年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稳定在1000万上下，与此同时出生人口在这11年里下滑了1017万。自2023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就开始低于同年出生人数。
教务老师统计发现，从2012年到2022年，其中2012年高考人数和出生人数差最大，二者缺口达到1058万（出生1973万，高考报名915万）。此后两项数据的差距逐步变小，但多维持在800万左右。
图据国家统计局
自2018年开始，同年的高考报名数和出生人口数比例开始大幅缩小，彼时两者差距缩至548万（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高考报名数975万）；到2019年缩至434万；2020年缩至129万。
2023年开始，出生人口数量开始低于同年高考报名人数，当年高考报名1078万，出生人数1062万，二者“逆差”达到16万；到2022年，高考报名人数升至1193万，出生人数却降至956万，逆差进一步提高到237万。换言之，一年内高考报名人数和出生人口数的“逆差”，翻了13.8倍。
制图：杨雨奇
一位人口专家表示，从人口发展的角度来说，人口无论是减少还是增加，最好是平稳进行、缓慢变化，这样才能让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平稳过度，对教育布局不产生太大冲击。
按当前招录比或难覆盖高校招生需求
以2022年出生人口基数（956万）计算，假设均完成了初中教育，按照当前初三毕业生参加中考升学的“普职比”（2022年普职比约为6:4）即其中60%参加高考，那么2022年的新生儿中，也将只有不到600万左右的学生在2040年参加高考。
按照教育部此前公布的2023年全国高考的本科录取率41.63%的比例推算，到2040年参加高考的这600余万名考生中，能考上本科的学生仅有约249万余人。即便是按照去年甘肃省的最高录取率60%计算，2022年出生的大学本科学子规模也仅365万左右。
图据中国教育在线
据教育部去年9月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比上年减少11所。以365万余名的生源规模，在当前的招录比例之下，或将难以覆盖高校的招生所需。
“从当下的幼儿园，到未来的中小学，乃至高等学校，都将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按照当前的人口数量发展趋势，如果继续执行当前的招录政策，那么高校将面临生源不足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此前也撰文分析，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间的十年，将会经历由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占比下降，导致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数量减少的过程。在青年人口转型过程中，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招生生源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上述人口专家指出，985大学扩招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学校，“有一些院校在未来缩减甚至消失是正常的，最终大浪淘沙，高质量的留下，低质量的淘汰。”
专家：低效能学府面临关停压力
在储朝晖看来，在“生源蛋糕”缩小的背景下，未来谁会面临办学阻力甚至“关门”，至今并不能简单下定论。但从趋势来说，其中不能满足社会人才需求，效能低下，办学质量较差的学校，更大概率会首先陷入“生源危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也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指出，不同类型的高校受出生人口下滑的影响差异很大。好的大学招生没问题，未来招生生源受影响较大的高校是高职院校、民办高校。“即便未来参加高考的人数会较当下锐减，有部分学校面临关停压力，但也不会出现‘考大学无竞争，人人上大学’的局面。”储朝晖同时分析指出，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意愿：“有的人会主动选择职校等或提前就业。”
另一方面，储朝晖表示，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何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依旧竞争激烈。“未来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会是必然趋势，愿意上大学群体的机会会提高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减弱，好的大学依旧会是白热化竞争。”储朝晖说。
在国际上，低生育率下“高考难”的情况并不罕见。以韩国为例，根据韩国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韩国2022年出生人口比前一年减少4.4%，创韩国有相关纪录以来新低。相较于中国，韩国更早进入低生育境遇，但韩国优质教育的考学竞争依旧白热化。数据显示，韩国本科录取率约为50%，但其中仅2%的学生能进入韩国顶尖院校。而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未来顶尖学府的竞争压力也同样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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